“中国梦”中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智慧

 新闻资讯     |      2021-10-14 21:09

《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哲学成果。时间固然已经过去了80年,但历史的年轮并没有磨灭《矛盾论》的理论光辉。《矛盾论》的突出贡献在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予以深入、详细、客观的分析,为全党、全军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时至今日,《矛盾论》中蕴含的辩证法哲学智慧,依然指引着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矛盾论》来源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稿,讲演时间为1937年的7-8月期间。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刚刚结束,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全新的斗争形势迫切要求党的领导核心对全党、全军的思想领域中,进行一次哲学层面的“全面深化改革”,即通过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全党、全军干部,以迎接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到来。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最重要的是要找出导致革命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特别是找出共同的带规律性的东西,这只有从哲学上加以总结才能做到。革命遭受挫折既有外因也有内因,但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内因是根本的,主要原因应当从内部特别是党内去寻找,从党的领导层去寻找。其后的历史发展实践也证明,这种针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斗争经验进行的哲学总结,既能帮助广大干部正确认识党的历史,又能提高他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对党的事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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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予以有机结合,将唯物辩证法作为理解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全党、全军主要任务的理论利器。结合当时的具体国情、党情、军情,毛泽东同志在秉承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大定律的基础上,对辩证法的具体方法论做出了相应的发展和延伸。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三大规律不能并列,比起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更根本。矛盾是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也是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的源泉,把矛盾问题讲透了,就等于把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讲透了,把整个辩证法讲透了。毛泽东同志不仅全面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等问题,而且针对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有重点地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对矛盾特殊性展开的论述,就是其中一个突出例子。世界充满着矛盾,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认为,承认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分水岭。矛盾虽普遍存在,但矛盾的性质、内容并不一样,矛盾的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特别是随着实践的变化,矛盾的性质、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可能发生改变。这就要求我们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这是辩证法活的灵魂。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但要认识矛盾的普遍性,更要认识矛盾的特殊性,要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始终寓于特殊性之中,只有真正把握了矛盾的特殊性,才有可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将理论批判对象直指导致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陈独秀、王明的错误路线。陈独秀无视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认为无产阶级力量太弱,农民过于保守,中国的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并且提出了“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唯物辩证法原理分析时事政治,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错误纲领。与此同时,他还理想化的认为矛盾双方只存在统一的关系,而忽视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对立关系。这种违背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直接导致了党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进而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王明的错误路线,同样与陷入形而上学密不可分。他除了在形势估计和革命斗争方式上犯有严重错误外,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即夸大了中国革命现阶段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种力量的存在。这种估计和由此制定出的政策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毋庸置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所以最终会严重受挫,王明的形而上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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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由于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具体结合,时刻用以辩证法为基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解析、研判自己所承担的历史重任,才能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总体而言,《矛盾论》中的唯物辩证法不仅是支撑以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重要哲学方法论,也是始终贯穿于涵盖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哲学智慧。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指导下,党中央在十一届三种全会上,做出了将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决定,迈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历史重任。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层面来看,“中国梦”作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与历史上党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是《矛盾论》中的中国化的唯物辩证法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又一次伟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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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梦”概念的内涵来看,其中处处蕴含着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智慧。”。“中国梦”的核心目标也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也就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并且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的战略规划充分把握住了中国发展现阶段的矛盾特点,既反保守,又戒冒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时间表。“中国梦”的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样的目标实质上是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宏观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彻底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中国梦”的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表明,党中央充分把握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矛盾的特殊性,把中国的具体国情作为一切理论的出发点,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用唯物辩证法作用于实践。“中国梦”的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这其中体现了从矛盾的视角着眼,联系、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各个领域的工作重任,为实现“中国梦”指明了具体的方向。

在全党、全国上下勠力同心、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也应该系统、全面地把握党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坚持用《矛盾论》中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智慧来指导和激励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具体而言,我们一方面要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充分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并将党、国家、人民的现实需求,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原理分析时事政治,我们要充分把握自己研究领域的矛盾特殊性,使之与党的宏观理论指导有机融合,力保研究成果言之有物,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在此前提下,我们同样要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另外两大规律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从否定之否定角度而言,我们在对待西方学术理论时要坚持扬弃的态度,合理吸收其中的进步成份,及时摒弃不合理的价值观,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从质量互变层面来看,我们要力戒浮躁,安心学术,扎扎实实为人民群众做学问,用长期积累的扎实理论功底,提升自己利用学术研究服务于人民群众的能力。总而言之,《矛盾论》中蕴含的以唯物辩证法为代表的哲学智慧,不仅将成为确保我们充分理解“中国梦”的哲学基础,也将成为指导我们积极投身于实现“中国梦”伟大历史进城的重要哲学方法论。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